摘　要：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五十年是隐喻研究发展的重要时期，以理查兹、布莱克、莱考夫等人的研究为主要代表，他们的研究可以看作是隐喻理论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本文通过对他们的隐喻理论的简要论述，试图说明“互动”概念是其理论的核心。文章认为，隐喻理论从理查兹到莱考夫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互动”概念的解释日趋完善，莱考夫的隐喻理论可以看成是经验主义和体验哲学基础上的“互动论”。

关键词：隐喻　互动　理查兹　布莱克　莱考夫

Abstract: The theories of metaphor developed by I. A. Richards, Max Black, and George Lakoff during the 50 years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80s can be seen as three landmarks of the study of metaphor.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survey of their theori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interaction” is most central to the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metaphor a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metaphor from Richards to Lakoff can be seen as a process of providing a more plausible account of the notion of interaction. It can also be concluded that conceptual metaphor is an “interaction theory” based on experientialism and embodied philosophy.

Key Words: metaphor, interaction, Richards, Black, Lakoff

一、引言

隐喻在传统上主要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传统观点认为，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通过两种概念在词汇层次上的对比和替换，达到修饰和润色语言的目的。这一观点源自亚里士多德，对西方修辞学的影响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所变化。 英国文艺理论家、语言哲学家I. A. Richards 于1923年和1936年出版了《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和《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提出隐喻的“互动论”（interaction theory）, 明确指出隐喻与思维的密切关系。这一理论后来被Max Black继承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欧美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出现的隐喻热，George Lakoff 与 Mark Johnson所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于1980年出版，标志着隐喻热达到巅峰, 隐喻正式成为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从Richards到Lakoff，时间跨度大约五十年， 也是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快速发展的五十年。考察隐喻研究五十年间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厘清主要隐喻理论在这一时期借鉴和继承关系。本文认为“互动”是Richards、Black、Lakoff隐喻理论的核心概念，隐喻理论从Richards到Lakoff的发展主要表为对“互动”概念的解释日趋系统和完善，其发展的基础是隐喻的哲学观的变化，即，由客观主义转向体验主义。

二、Richards

西方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Rhetoric）和《诗学》(Poetics)中，他多处论及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隐喻的主要功能是词语层面上的语言的修饰作用，这种修饰是额外的、可有可无的；就结构和形式而言，隐喻是对正常语言规则的偏离。 Richards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意义之意义》中提出了著名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即，符号（symbol）、思维/指称关系（thought/reference）、实体(object/referent)构成的三角关系。 符号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符号是对现实的抽象，并非现实本身，所以需要第三方，即，人或者符号使用者，来解释意义的产生，意义产生于符号使用者根据语语境对符号和实体的关系做出的判断，并且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关于隐喻，Richards认为，隐喻将一种指称关系用于一组以特殊方式相联系事物，目的是为了发现存在于另一组事物内部的相似关系；“语义三角”所描写的意义产生的过程具有普遍性，可以用于解释隐喻的产生 (Richards 1923：213)。

《修辞哲学》的第五、六章是隐喻的专论。Richards反对《诗学》所主张的隐喻是“天才的专利”的观点。他认为，人不断地对感知进行分类，并且将它们与语境进行比较，从而指称意义做出判断，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所以，“隐喻是语言中无所不在的原则”（Richards 1936：92）。关于隐喻的工作机制，Richards认为隐喻存在于“不同思想间的互相借用和沟通，存在于不同情景间的转换”（Richards 1936：94），因此他的隐喻理论被称为“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在Richards看来，人是通过隐喻的方式进行思维的，使用隐喻时，涉及不同事物的两种思想在共同起作用，隐喻意义是两者互动的结果 (Richards 1936：96)。Richards用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来表示这两种思想，前者是“喻体或形象所表达的一种隐含的思想或对象” ，后者指“表达这一思想的一种说法”（Richards 1936：96-7）。 意义产生于“喻体”和“本体”的共现，只有当两者互动时，才会产生意义”(Richards 1936：123)；而且，这种互动不一定与“喻体”和“本体”相似性有关（Richards 1936：106-7）。 从Richards 关于“喻体”和“本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可以看出，隐喻表达与对“本体”字面意义的推理能力有关；由于被谈论的对象与其“形象的表达”（figure）在隐喻中是同时出现的，隐喻势必会涉及观察方式的改变。但是，Richards也警告说，隐喻并不意味着“喻体”等同于“本体”或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这样会低估两者间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在隐喻中发挥着作用。

Richards认为，由于符号/词汇与所指的之间的间接关系，符号/词汇本身就是隐喻；更进一步说，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种隐喻，即，“语言是目的”，这一目的就是清楚、生动的交际。然而，在形式语言学中，语言运用和隐喻不被语言学家所重视，隐喻被认为是一种语义变异（semantic anomaly），是对句法标准的背离。长期以来，隐喻一直被认为是语言的“不严肃的”运用，不能用来充分表达思想。在这一背景下，Richards的隐喻理论显得独树一帜。然而，Richards的理论也表明，当时的隐喻研究已经开始关注隐喻的普遍性、隐喻和思维的密切关系，认知隐喻观已具雏形。

三、Black

Richards的隐喻理论当时并未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强调思维的隐喻性和隐喻在真理和意义解释中的核心地位，在Richards生活的年代时机还不成熟，也显得不够冷静（Johnson 1981:19）。直到20年以后，Richards的“未竟事业”才由Black继承和发展。在 《隐喻》（Metaphor）一文中，Black将“互动理论”归纳为七点（Black  1981：78）：

1.隐喻由“主题”（principal subject）和“次题”（sub-

sidiary subject）组成(对应于Richards的“本体”和“喻体”)；

2.“主题”和“次题”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事物的系统；

3.隐喻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将次题所特有的“联想含义”（associated implication）运用于（apply to）主题；

4.联想含义通常包含了“次题”的“共性”（common－

places），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以是使用者临时创造的特殊含义；

5.隐喻用关于“次题”的陈述意指（imply）主题，从而选择（select）、强调(emphasize)、压制(suppress)、组织(organize)主题的特征；

6.这一过程包含了“次题”系统中词的意义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尽管不是全部的变化，是隐喻性的；

7.意义的改变通常没有一种简单的依据（ground）,

即，不存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意义改变的原因。

Black的这七点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对比论”和“替换论”的缺陷提出的。在随后的文章《再论隐喻》（More about Metaphor）中，Black对上述观点作了补充和修正，并对一些术语作了改动。他将“互动理论” 归纳为五点（Black 1979：28-9）：

⑴隐喻包含了“主题”（primary subject）和“次题”（secondary subject）“次题”；

⑵“次题”并非单独的事物，而是一个由“含义复杂体”（implicative complex）组成的系统，包含了若干可预知的“联想含义”（associated implication）；

⑶隐喻的工作机制是：将“次题”的“含义复杂体”中的“联想含义”“映射到”（project upon） “主题”；

⑷在隐喻中，有关“主题”的陈述与“次题”的“含义复杂体”成员同构（isomorphic），隐喻的制造者可以采用选择（select）、强化（emphasize）、弱化（surpress）等方法来组织“主题”的特征；

⑸在隐喻所处的具体语境中，隐喻性陈述的“主题”和“次题”的互动方式包括：（a）“主题”的出现引起听众对“次题”特征的选择，从而（b）促使听众构建与“主题”相符合的“含义复杂体”，于是（c）诱发“次题”中相似的变化。

Black的阐述使“互动论”更具系统性，抓住了隐喻工作机制的本质。尽管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没有提到Richards和Black的研究，互动的观点在他们的隐喻理论中也有所体现。我们认为，Lakoff和Johnson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互动论”的发展，他们借鉴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对互动方式的系统性及其经验基础做出了更为详尽解释。

四、Lakoff

Lakoff和Johnson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不仅存在于语言当中，而且存在与思维和行为中，决定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说是隐喻性质的；由于语言与思维、行为使用相同的概念系统，语言是了解概念系统的重要的证据来源；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3-5）。他们的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分了“隐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和具体的隐喻表达，他们所讨论的隐喻指的是诸如“时间即金钱”（TIME IS MONEY）和“论辩即交战”（ARGUMENT IS WAR）之类的隐喻概念。隐喻概念可以生成大量与之相关的具体的隐喻表达，其各组成要素构成一个“概念网络”（conceptual network），具体的隐喻表达只表现了相关隐喻概念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因此，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以隐喻概念“论辩即交战”为例，Lakoff指出，论辩是一种对话，对话涉及参与的双方，论辩参与者之所以会有“战斗”意识，是因为他们把论辩看成是经历一场交战，论辩的结构表现出交战结构的某些方面：论辩的对方是交战中敌方；反驳对方的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如同交战中的进攻与防守；自己或对方放弃观点如同交战的输赢（1980：79）。所以，把对话理解成论辩，就是将“交战”概念的多维结构（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的一部分用于对话的结构，这种多维结构具有完型（gestalt）特征，是一种经验完型（experiential gestalt），人正是以完型的方式将经验组织成一个结构整体（structured whole）（Lakoff & Johnson 1980：81）。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代表了Lakoff和Johnson关于隐喻研究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后续著作中借鉴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其理论体系。Lakoff（1987）强调范畴化（categorization）对于人类认知的重要性，范畴化以经验为基础，最基本的经验产生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Lakoff认为人的推理能力受制于人的生理基础，依赖隐喻、转喻、联想等认知能力，思维是经验和想象的结果。Johnson（1987）阐述了语言运用和理解的两种认知结构：意象图示（image schema）和隐喻结构（metaphorical structure），认为它们是人的思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想和形成新经验的基本方式。Johnson进一步强调身体对于认知的重要性，认为，意义、理解、推理受制于身体的活动方式，大脑通过一组与身体有关的结构关系组织思想和行为，Johnson称这种结构关系为“意象图示”（image schema），它产生于人关于外部世界的早期经验，如：平面、距离、力等具体概念。

五、认知隐喻论与互动论的比较

尽管Lakoff和Johnson在其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到Richards和Black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