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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喝大”、“吃硬”和“搅沫沫”为语料,通过对表“喝醉义”西宁方言流行语的构成特点及语义的分析发现,补语语义的指向和语义的转移使其有了语义隐喻化,具有了一定的语用修辞功能。
关键词:喝醉义 喝大 吃硬 搅沫沫 语义指向 语义隐喻性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在“以酒娱乐,以酒交际;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无酒不成”的地域特色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了与酒有关的青海方言流行语,本文仅以“喝大”、“吃硬(音ning)”和“搅沫沫”为例,探讨方言地域条件下“喝醉义”的生成及语用修辞功能。
一、“喝醉义”构式特点
1.述补结构构成了“喝醉义”流行语的基本语法结构。对于这些词来说,有一个构词规律为“V+V/A/N”的构词方式,喝大、吃硬是一种述补式的构词方式,“搅沫沫”是一种典型的由名词沫沫(唾沫)充当补语的结构。
⑴补语的语义指向施事主语,从结构上看,补语跟它修饰限制的中心语一起构成偏正短语,但在语义上,它未必仅仅与其中心语发生语义关系。补语在结构上保持与中心语之间的修饰限制关系的同时,语义上却指向句外层面的成分,它和中心语在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上没有保持一致。这部分情况比较复杂,现在我们从显性与隐性语法关系两个角度分析:
从显性语法关系看,补语向前指向主语。
例1:我在前门外喝醉了酒。
分析:补语“醉”是一个动词,它向前指向主语“我”。它可以变换为:我在前门外喝酒,我醉了。
再看一下西宁流行语中表“喝醉义”的喝大、吃硬、搅沫沫在实际语用中的例子。
例2:a.他喝大了。b.他吃硬了。c.他开始搅沫沫了。
分析:补语“大、硬、沫沫”在句中语义指向主语“他”。
从隐性语法关系看,补语指向句中主要成分即动作的施事。
例如:他喝大了。
分析:补语“大”向前指向动词“喝”的施事“他”。这句可以变换为:他喝酒,他大了。
例2中形容词和名词都位于动词后作补语,但语义上却和动词前的施事性成分N发生联系。在结构上补语和中心语结合的不是很紧密,如:“喝大”中间加进其他成分后变为“(看好)吃哈子个大呗”。
述补结构后没有宾语则指向主语位置的体词,该体词可能是述语Vl的主体性成分也可能是客体性成分,还可能是不受述语动词支配只是受到动作|事件间接影响的成分,受到述语动词和该体词自身语义特征的影响。补语语义上指向施事当事主语的比例远高于指向受事主语的比例。
⑵从述补结构的表述重心来看,起主导作用的是补语而不是述语。补语成为句子的语义焦点。所谓语义焦点,即一句话中说话人要强调的交际内容的重点。
喝大、吃硬到搅沫沫其最基本的语义为“喝醉”, 喝,吃、搅与后面的词在语义上互补关系,醉“饮酒过量而神志不清”,“喝大”即为喝醉了,舌头变大,“吃硬”喝多了舌头硬,身体僵硬,行动不灵活。“吃”在西宁方言中和喝、抽同义,因此常将“抽烟喝酒”说成是“吃烟喝酒”,沫沫——唾沫,酒后话多而喋喋不休嘴角产生的唾沫。
2.“喝醉义”述补结构的句法限定。“喝醉义”述补结构句法中不带宾语:青海方言的口语语法,动词、宾语的使用与普通话和其它方言相比,都有十分突出的特点。宾语、动词用法上普通话中宾语一般在动词之后,青海方言而则相反,如:“你黑饭吃了没?”(普通话:你吃晚饭了没有?);状语与否定副词的用法上把状语放在否定副词之前,如:“你胡不要说煞”(你不要乱说)。因此,普通话句式:“我喝醉酒了”在西宁方言中通常表述为“我酒喝醉了”。
⑴“喝醉义”述补结构适应特定的语言环境,从流行语“喝大”、“吃硬”到“搅沫沫”其语义都与从最初表示“喝醉义”的“喝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同酒桌上盛酒的器皿,材质不同形状各异里面装的东西确实只有一样。语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主要功能在语义层面,表现为对话语表达和理解具有制约和解释功能的一种语义氛围;“喝醉义”不是从句中的语义线索推导出来的,而是直接由交际语境中的交际文化所营造的语义氛围来确定的,因此,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说“喝大”“吃硬”无需特指动词的受事“酒”。据此而论,交际语境是会“说话”的,这是因为交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中代代相传的交际习俗(亦即文化)的产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的人们进行交际,其交际文化均有区别,语义氛围也因之有异。考察修辞现象,更不能不顾及交际语境中一定交际文化所赋予的这种语义氛围。“语境最主要的功能就体现在对言语表达与理解具有制约和解释作用的语义功能上……语境之所以成为语言使用之‘境’,就表现于这种临时形成的语义氛围足可对言语表达和理解发挥制约和解释作用。故语境实质上是一种语义氛围。”
⑵“喝醉义”述补结构适应语言的经济原则。花最少的力气取得最大的效果,这种效率方面的考虑和打算常常影响了我们的行动。在交际中,我们也希望用最少的语言材料,能达到最大的交际效果。这就是交际中的经济原则。
一个句子或表达的意义是否自足?按生成语法的理论观点,属于句法规则之外的东西往往就塞到词库里去。这样看来,一个句子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足的。这就是说,只通过分析句子本身就可以知道其结构和意义的几乎所有方面。但是,意义与结构规则相比其弹性大得多,意义分析往往要到更大的语境中去寻找。语境中包含的很多内容可以用来补充听话者对句子意义的解释,所以,说话者就可以借助语境将语言尽量精简化,这就是语言表达的经济性的重要体现。
基于西宁方言“喝醉义”因本土方言的宾语前置的特点,在特定的语境及语言经济的原则之下就产生了这一述补构式句中宾语的缺失,而这一成分的缺失并不影响完整构式中语义的表达,原因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述补结构,形容词或名词补语的描述性特征决定了“喝醉义”语义产生的可能。
二、补语的语义泛化过程中“喝醉义”语义隐喻性转移
语义泛化指的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谓范围。
在语言学中,我们一般认为名词是用来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类,没有较强的描述性和动作性,不能作补语。但这只是就名词的概念义而言的,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名词除了具有概念义之外,还有明显的性状义——即人们通过概念义直接或间接联想到的事物的性质或呈现出来的状态,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这种性状义具有很强的描述性特征,我们称这类名词为强性状概括义名词。关于这部分名词的强性状概括义问题,国内有许多学者都曾经作过深入的分析和论述。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就曾指出过:“近年来在书面中出现一种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例如‘很淑女’、‘很绅士’、‘太传统’、‘非常专业’等。这类名词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此类名词的语义中,都包含一种描述性语义特征。例如‘搅沫沫’中的‘沫沫’一词就有“话多且语无伦次”等语义特征。正是因为名词性成分有了这种描述性的概括义,才使“沫沫”这一强性状概括义名词性成分象谓词性成分一样具有了充当状态补语对动作或性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进行补充说明的可能。与形容词“大”、“硬”具有了借助事物的外形形象化的描述用于“喝醉”这一人的外在行为下的言谈举止的表现,通过具体交际情况的语境可以使补语的描述义得以有效表达。虽然我们没有直接从句子中获得“喝得怎么样”的明确语义信息,句法结构中这些补语也没有与“醉”直接结合,但通过生活经验的语境支持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醉话连片,无头无尾”等状态。“喝醉义”便由此产生。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名词性成分作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中,实际上起到对动作或性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进行补充说明作用的并不是名词性成分的概念义本身,而是名词的描写性性状意义或具体的语境。在这种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的对象在接收语义信息时的“语义联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信息接收者在理解时要根据由概念义引发的性状的联想和个人生活经验的语境支持来体会说话者的意思。这个过程体现了人作为语言交际的主体对语义理解的能动性。
那么,在“喝大”、“吃硬”、“搅沫沫”语义的转移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发挥了关键作用呢?也就是说这个转义过程是怎么实现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涉及到我们对人的认知过程的理解,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将使我们明白流行语转义的内在机制及流行语流行的内在动因。
流行语转义的过程,用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来解释事实上就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过程,而这个反应过程又可以大体划分为心理评价和判断——相关联想——符号——概念四个阶段,转义的结果是用某一符号来描写与之相关的事物或活动,我们称之为相关转义,实现转义的内在机制即转喻。这恰恰体现了转义与修辞的内在联系,转义在这里体现为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这个转义过程的实现最初只是一个个体的认知过程,即一个个体行为。我们不妨以“搅沫沫”为例说明,当于“搅沫沫”相关的事件通过交际传播时,它便对某个个体受众构成刺激,之后,这个个体会对作为刺激的事件形成一种评价和判断,再此基础上通过自由联想便用“搅沫沫”这个符号来表示与他们判断相关的概念和意义,即表示“对某事翻来覆去,颠三倒四,啰里啰嗦的陈述”。
三、语用修辞功能
言语交际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形式和话语策略的过程,不同选择在语用价值上是不相等的,当说话人择用一种形式就意味着这一形式比其他形式更能准确、得体或形象地传达说话人的信息意图。从关联理论角度讲,说话人选择的话语方式比其他明示方式更能取得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认知效果。这一方式是否具有修辞性,在于它是否能在传递信息意图的同时传达诗学效果,表现为是否传递弱暗含。
“喝大”、“吃硬”和“搅沫沫”能够传递语用的修辞效果,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在表达信息意图的同时能够传递形象性。试比较:
a. 他喝大了。b. 他已经吃硬了。c.他喝着搅沫沫开了。
句中形容词“大”、“硬”和名词“沫沫”在听者寻求解释时会在认知环境中激活有关喝酒和喝醉的形象记忆,联想起喝醉后行为举止的种种。
2.在传递信息意图的同时能够传递夸张性。试比较:
a. 昨晚我喝的有点大。b. 昨晚我喝的有点醉。
在一定的语境中,(2a)和(2b)都可以传达出喝醉的信息,但前者显然比后者语气更强,原因是“大”和醉”提示最大的区别,即二者无相似的方面,b句中“醉”只是客观地评述喝酒的结果。a句中“大”确含有醉的程度。
沈家煊 (1999)提出“词语固有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归根结底还是跟人的期望有关系。因为积极意义是人们通常所期望的,消极意义是通常所不期望的。”基于这一点人们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就会遵循礼貌原则,沈家煊把礼貌原则简单描述为“礼貌原则:对言语进行评价,尤其是评价人的社会行为时,对坏的要说得委婉,对好的要说得充分。”出于礼貌原则 ,人们不直言酒后的丑态,而以“大”、“硬”、“沫沫”描绘性的词语替代。语言在委婉中带有了幽默的语用效果。
参考文献:
[1]《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
[2]许小星、亢世勇:《基于标注语料库的现代汉语句法成分和语义成分对应机制研究初探》,萧国政等主编,《中文计算技术与语言问题研究——第七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王存霞: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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