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和睦的家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且能踯躅行走，那么这个家庭是幸福的，是充满回忆的。这种回忆，或许就在小小的院坝里，或许就在乡间小路上的一根耄耋拐杖里，或许就在寸步不离的搀扶里……

　　这种回忆，其实也是一个村庄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忽闪在老人们慈眉善目的凝视和回望里，就像一个久远的童话，被冷不丁打开，散落一地的往事像各色的珠子，在清晨亦或傍晚，在茶余亦或饭后，转动着乡村的寂静。于是，乡村行走的历史渐趋明朗。

　　一个人在村庄土生土长生活八十多年，可以说对土地、粮食、农具、牲畜、草根、土墙乃至一口老井、一截崎岖的山路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如同自己的手心和手背。这种回忆是丰厚的，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因此，我虔诚地认为，了如指掌这个词用在一个老人和一个村庄的行走上，应该再恰当不过了。

　　我想说的，也许是极其平凡的，但却是虔诚而理性的表达。我用笔在纸上撬开一个老人的嘴巴，让他在不糊涂的大脑里回放生活了八十多年的村庄。于是，这个行走的村庄就像一个长镜头，便由远而近，呈现在我的眼前，她是那样贫穷、破败、萧条、荒凉、面黄肌瘦，那些干瘪而泛蓝的脉络，是村庄的街巷，正一寸一寸地复活，带着灶边秸秆的烟味直击我涩涩的目光。我试图回过头去，但是整个村庄都被这种烟味笼罩着，我无处可逃。我终于在邻居家庆木爷爷的茶杯里倒出了解放前，倒出了故乡，倒出了黄河岸边那个平原上简陋的村庄。那时，贫瘠的土地上并不太平，为了养家糊口，庆木爷爷和我的父辈们用独轮车推着细粮换粗粮，只为了赚一个辛苦的差价，从村庄到省城，起早贪黑，用双脚追赶日月。脚底下是坑洼不平的小路，遇到上坡，便互相拽一把。人们结伴而行还有一个目的，因黄河边上时常有“强盗”出没，致使很多人不敢走夜路。赚点力气钱，也要人提心吊胆。时至今日，我一看到闲置的独轮车，就想起长辈们脚下颠颠簸簸的小路，就想到有一根稍宽的盘带陷进他们黝黑的双肩和手臂里，绷紧的双腿和落地有声的脚步，让尘土飞扬；一看到黄河，就为长辈们那段惊吓的年代喟然忧伤。他们日复一日，把家庭的责任和一个村庄放在独轮车上行走，只要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就会把独轮车停下来，把村庄停下来，搭讪几句，大大方方得连名字一齐铺给人家看。

　　解放后，天下太平了，但贫瘠的土地仍填不饱肚子，日子似黄连，仍是苦的。他们依旧重复着从前的营生，只是腰杆比以前直了许多，走夜路再也不用把心提在嗓子眼上了。再后来，不让个人做小营生了，“大锅饭”开始了。邻居家庆木爷爷和我的父辈们停下了独轮车，停下了多年“11路”奔波的脚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队行列中。

　　从“三年自然灾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村庄缓慢转身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过迷茫、愚昧、狂热和痛苦。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独轮车停下来的那一刻，坐在独轮车上的村庄好像也跟着停了下来。

　　当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进村里的时候，我看见村头小河里的冰悄然地碎了，春水哗哗地向东流淌。两岸的小草，一夜间都绿了，清晨它们挺起湿漉漉的头尖向春天报告。还有两岸的垂柳，被这把春风的梳子，轻轻一梳，便婆娑了，摇曳了，多姿多彩了。其实，沉默了许久的村庄早就被春风喊醒了，更重要的是土地和庄稼比人们的脚步醒的还早，她们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大名“责任田”，小名“一亩三分地”。

　　搁置多年的独轮车又开始行走了，村庄又开始行走了。只不过独轮车只在近处行走，横过黄河前往省城去做小生意，换成了两个轮子的驴拉车。庆木爷爷和我的父辈们坐在驴拉车上，哼着美滋滋的小调，将蔬菜、瓜果、豆类卖往省城，变成钞票，当天往返一个来回。在土地里播撒下的希望的种子，也随着季节的变换成为满尖的粮仓，那时，那些纯朴的父辈们，一颗会开花的心，认为这样的幸福生活到了极点，就是他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生活……

　　从战乱、贫穷一路走来的村庄和父老乡亲们谁见过这样的生活呢？有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种，有足够的粮食吃，有暖身的衣穿，累了，听着收音机，在家休息一天，明日养足精神再到田野上大显身手。这种身心上从里到外的自由在“解放前”和“大锅饭”时期是从未享受过的！而在上个世纪八十代中期的下游的黄河岸边，父老乡亲们已经实实在在的、悠闲得享受到了。并且，这样的日子才仅仅是个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行走的村庄最盛大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双抢”季节。站在金黄的麦浪面前，人是需要一种勇气的。盛夏的阳光是毒辣的，地面像架起一只鏊子随时可以烙熟油饼。热风吹过，手臂上的汗毛就会倏地立起来，这是一把等待镰刀的手臂。蹲在地头上，会听到成熟的麦穗们相互间碰撞出的“刷刷”之声，这种声音此起彼伏，向远处翻滚。这大地的给予，让辛勤的村庄进入空前的感动和紧张。因为，这时季节的天空很难捉摸，只有将粮食囤进仓里，心才能放进肚里。我是领教过抢收的，在还没有收割机安装到拖拉机上之前，在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开进村里之前。村里的人们往往都在凌晨4点钟起床，镰刀是昨夜借月光打磨好的，锋利无比。在太阳刚刚跳出海平面之前，小麦、镰刀、弯曲的腰肢和汗水，已经将一片麦田神出鬼没地放倒。毒烈的阳光，让人们不得不在上午10时30分收工。多年以后，那滴腥咸的汗水，滴落在刀片上的一瞬间，所放大的阳光，仍能准确的击中我筋疲力尽的回忆。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双抢”季节大部分是靠双手、镰刀、独轮车、牛拉车或驴拉车将小麦送到打麦场上的，然后，再由牲畜套上碾子完成原始的脱粒程序。这项繁杂而缓慢的的程序让人和牲畜都感到麦收季节的疲惫不堪。随着人们手头上积蓄渐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或九十年代初期，大部分家庭都添置了三轮车或拖拉机。“双抢”季节已鲜见人们握镰刀弯腰于田间地头。路上，也很少有牛驴车拉着成捆的麦子行走，呈现在眼前的是散装在三轮车或拖拉机上的麦垛行驶在路上。收割打碾全部是机械操作，人和牲畜渐趋轻松。晚上，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围在黑白或彩色电视机前看电视连续剧，消除着一天的疲劳。

　　从春天的蔬菜，到秋天的瓜果贩运到省城，全部是三轮车和拖拉机，出了村庄不远，便有宽阔的柏油路，脚尖轻轻一踩油门，车已跑出老远，留下一簇氤氲慢慢在后边随风荡开……

　　村庄是不会遮掩的。确切地说，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变化是巨大的，行走是较快的，我的笔在纸上甚至都追不上家乡迈开的步伐。村庄内外的破败、萧条、荒凉、贫穷不见了模样，田野上到处生机勃勃，村内一排排整齐的、砖瓦到顶的四合院，院内宽敞整洁；到了傍晚，街灯突然拧开，整个村庄在一种祥光的笼罩之下，显得格外惬然静谧。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村庄，脚下好似安上了风火轮，柏油路铺满了村里的大街小巷，出行更加便捷了，摩托车，电动车，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庭已经拥有了面包车或微型轿车，闲暇之时，一家人可以四处潇洒走一回。太阳能立在房顶上，农村四季都能洗上热水澡。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母亲早起为我上学做饭的那双满是冻疮的手和结冰的水缸。再看看室内的摆设，更是与城里相差无几。超大屏幕平面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电气化设备都立在客厅里，直击人们的眼球，好像要告诉人们，它们已经来了好久了。免缴农业税，粮补，农村医保，农机补贴等，更为农村殷实的日子插了行走的翅膀……

村庄一路走来，年少的故乡已难再找到模样。村子成了集市，街道两侧是商铺，童年的玩伴在自家门口做着赚钱的生意。而我已扎根南方，在自称书房的斗室里，业余时间，在电脑前，摆弄着枯燥而有味道的文字，一直保持着故乡小麦和玉米的姿势，在异乡的土壤里为生存的天空担心：明天会不会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