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1950)是一个美国人，一位美国女作家，1928年12月经苏联来到中国。其在华的身份，先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继而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到1941年因病返美，她在中国度过了12个年头，经历、见证、采访、记录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差不多整个社会状貌。
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社会底层，是矿工之女，自幼生活艰辛，家庭经济最困难时，靠一个做妓女的姨妈接济度日。完全由于天资聪慧和勤奋刻苦，她才以多种方式从多种途径获得教育、知识，并得到社会磨练。她游走于美国、欧洲、亚洲广泛的世界舞台，广博的见闻、敏锐的思考，使她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制度的批判者，理想社会的追求者。
在当时的中国，史沫特莱看到了国民党反人民的黑暗的法西斯统治，眼见各地军阀的横征暴敛，目睹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残酷剥削以及官场的极端腐败，爱憎便十分鲜明地体现于行动，表现于笔端——
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这就是她于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沫特莱身着戎装，先是随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将士在华北战场，继而与叶挺、项英和新四军将士在华中华东战场，栉风沐雨，同甘共苦，一起斗争。她为此而写下的《中国的战歌》和《中国在反击》，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著名的伟大的报告文学。
史沫特莱所写朱德六十岁以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更将回望的目光延伸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
她的《中国人的命运》一书，记录着他对演变着的中国社会的多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在中国生活、工作、奋斗的十来年里，史沫特莱与鲁迅、茅盾、丁玲、周立波、舒群、徐志摩、萧红等一批中国作家的交往，所记录的他们之间的情谊和事迹，是另一层面的珍贵史料。
史沫特莱多次说，她“忘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将自己的身心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她在1950年取道英国再度来华时，于伦敦不幸病逝。按她魂归中国的遗嘱，骨灰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墓碑，亲自参加了安葬仪式。墓碑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义竖立。
史沫特莱坚信实际参与和亲身体验现实生活对创作之重要。
1938年某日，在新四军军部，英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拿着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史沫特莱：“谁能写出这样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的文学巨著来?”
史沫特莱回答：“只有自始至终亲身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才有可能写出。”
而我认为，尽管史沫特莱认为自己的作品只是一个观察员的记录，她的《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以及《伟大的道路》等作品，无论就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当之无愧可排入中国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列，并且独具特色，独一无二，难可替代。她的作品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是“即时记录、现场描绘”，而且时空广阔，内容纷繁，五光十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这些作品虽没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篇幅，给人感情的冲击和智性的思索，却比托翁那部巨著还要更强烈更丰富，尤其对于中国人。
史沫特莱虽是外国人，但她最富意义的年华，最富意义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是在中国一个铁血烽火、风云激荡的时代。
史沫特莱已被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理所当然更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拥有光荣的席位。
史沫特莱与鲁迅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鲁迅，如她自己所记，是“1930年仲秋”，是上海进步的革命的文化界人士提前祝贺鲁迅五十寿辰之时。此前一两天，“一对当教员的夫妇”去拜访她，除向她为《大道》杂志约稿外，请她帮助“租一家外国小餐馆，作为庆贺鲁迅五十寿辰开茶话会和晚餐宴会的场所”。此时，史沫特莱在中国已度过一年逾半，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已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上海的白色恐怖更有直接感受，因此这个租场地的要求，令她“颇费踌躇”。 如她所说：“因为这里面充满着危险，成百的男女宾客尽是思想界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稍有不慎，将会发生逮捕、牢狱、流血、死亡等灾难性事件。但是同时，史沫特莱对鲁迅其人、其文、其思想也已有相当的了解、理解和研究。她写道：“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在我的心中她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是犹如伏尔泰式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当求助者向她详述了防范事故的周密安排后，她便欣然同意以她美国人的身份和名义去租场地。
史沫特莱租到的是法租界一家荷兰西餐馆。
祝寿当天的下午，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提前到场。“宾客中间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演员、学者、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写道，“甚至还有两个政府要人。这一对权贵之所以也来祝寿，并非他们同情鲁迅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尊敬鲁迅的人品，言行一致、大智大勇、学识出众。”
我们注意到，当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将《鲁迅》作为一个章节书写时，已不是写祝寿当天的日记，也不限于1930年中秋之前她对鲁迅的了解，而是以时空交错的笔法，将此前此后与鲁迅的多次接触，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她对鲁迅的总体感悟和认识，揉和到了一起。她写道——
“他(鲁迅)是我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的个子矮、身体弱，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脸型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在我的脑海记忆中留下了一副表情丰富、机灵生动，为我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因他不会英语，能说德语，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他的举止，他的谈话，他的每一个手势，无不显示出难以言表的和谐和他那人格完善的动人处。在他的面前，我不禁自渐形秽、粗鲁鄙野、如同土偶。”
史沫特莱写中国、写鲁迅，心目中的读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人，首先是欧美人。因此，在描绘鲁迅的形象之外，她还介绍了鲁迅“出生于一个清朝破落士大夫的家庭，成长于西学东渐思想渗入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至于鲁迅为何会“弃医执笔”，是因为鲁迅“发现很多种病根在于贫困和随贫困而至的无知。唯有富人有钱就医。于是他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同封建思想进行搏斗”，努力将俄罗斯和西方优秀的文艺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青年。
史沫特莱早在这个中秋夜见到鲁迅之前，也就是1930年2月，便把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赠予鲁迅，并有这样一句题词：“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鲁迅的日记里也多次记下与史沫特莱的会面。所以，史沫特莱说：“他(鲁迅)常对我讲他要写一部以他的生活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的计划，但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动乱使他没有工夫动笔。”鲁迅不是不想写长篇小说，更不是不会写长篇小说，是更迫切的现实感和使命感令他采用了另一种文学样式，这便是他的杂文。可以说，史沫特莱对鲁迅的理解，与瞿秋白是异曲同工，所见略同，而如果立场观点大异，是不会有这种一致性的。史沫特莱写道：“他(鲁迅)对‘无辜者遭到的屠杀’与人权的粗暴破坏是如此强烈憎恨，以致旋即把他的笔当做惟一的武器，一把名符其实的锋利匕首来使用，对之进行政治上的讽刺。”史沫特莱说：“要把他(鲁迅)的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他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面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湛、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在他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乃是人类成就的精神实质所在。……他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作家。”
这次祝寿会，史沫特莱既是场地租赁人，仿佛事主，同时也是放哨人之一。晚餐过后，多数客人离去，留下的大概算核心圈的人。其中，有共产党报纸《上海报》的编辑，有因“红军协会”中国代表嫌疑被捕坐牢几个月的人。《上海报》编辑所讲的“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情况，“具体生动”，为史沫特莱“首次听到”。会上，一位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艺术家联盟的青年妇女发言，要求鲁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保护人和“导师”(大约即“领导”)，“发展无产阶级文艺”，史沫特莱记录了鲁迅这样的回答：一是“他(鲁迅)出自农村，立足于农民和学者的生活之中。……不相信对工农的痛苦生活毫无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活力来自实践，并不出于理论”。二是说到“保护”，鲁迅讲：“在这样一个把最温和的文艺当作政治犯罪的国土里谁能保护谁呢?……”鲁迅只是“劝有教养的青年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搜集题材，学习研究西方的文艺形式。”
鲁迅是深刻的、明智的、谦逊的，更是重行动、重实践的，他反对空头文艺家，认为只有革命人才能作出革命文艺的见解众所周知，而不在名目、口号和衔头。一个与会青年对鲁迅的言论大感“失望”和“泄气”，史沫特莱则对之表示：“我是完全同意鲁迅的想法的。”
史沫特莱与鲁迅和茅盾
茅盾先生在1975至76年间，口述审定了一篇回忆录，题为《史沫特莱、鲁迅和我的接触》，这里，我们要讲史沫特莱与鲁迅和茅盾。
茅盾先生回忆往事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是否尚未译成中文，或者是有文本而他尚未看到，因此，其生动性和具体性便有差异，但正可互为佐证。
史沫特莱是这样记述在上海期间与鲁迅和茅盾的关系的——
“我的生活同鲁迅和他的密友、中国知名小说家之一的茅盾的生活紧结在一起。我们三人共同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人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版画集，我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对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政治迫害发出抨击的呼声。茅盾和我经常在某条街头的角落里碰头，仔细观察鲁迅住处那条街道的动静，然后走进他(鲁迅)的家和他一起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一家饭馆叫来饭菜，一谈几个小时。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尚光荣的事。”
茅盾先生说：“当时史沫特莱和我们关系密切。”仅此一语便足证史沫特莱所言是实，且更生动。
但也有茅盾先生说得较为详细而史沫特莱记述得较为简略的，例如他们共同关心的鲁迅的病的诊治一事。
史沫特莱对鲁迅健康的关心，可用“极为”二字形容。据茅盾先生回忆，在鲁迅本人、许广平和他皆不知情时，史沫特莱不仅已经联系好在上海的一个德国和一个美国肺病专家，而且还与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妥，以高尔基名义邀请鲁迅甚至鲁迅全家去苏联住一年，以治疗鲁迅的病。1935年十月革命节后的11月8日，史沫特莱直接通知茅盾去参加苏联领事馆一个小型招待会，到场的有宋庆龄、何香凝、路易·艾黎,还有鲁迅。就是在这里，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在一旁，对茅盾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最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已做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
这里说的“我们”，也许包括宋、何与艾黎，自然，最主要的是苏联领事馆方面有明确态度，否则，史沫特莱不会讲得如此肯定。
茅盾受托征求鲁迅意见，鲁迅不愿去，主要“担心有人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至于请德国和美国医生诊治，鲁迅也不同意。因为他一向由日本的须藤医生诊治，又请别人诊治，似乎不信任须藤，鲁迅觉得“这不是待友之道”。直到1936年4月，冯雪峰帮同许广平劝说，鲁迅才接受史沫特莱的好意，由D医生诊断。鲁迅不懂英语。听诊后，史沫特莱用英语问病情如何，大夫回答“严重”。史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说“恐怕过不了年”。茅盾在场，这时，他看到，“史沫特莱忍不住流下眼泪”。
史沫特莱也记录了这次诊断——
鲁迅说：“当别人正在战斗不息或是宁死不屈时，你们让我卧床一年做什么？”他不能让国民党借机污蔑他接受“莫斯科卢布”，他要“坚持战斗”。
史沫特莱在与鲁迅和茅盾的交往中，有若干重要事情。这些事情，有的发生于她与鲁迅两人之间，有的发生于她与鲁迅、茅盾三人之间，有的也许还有另一个第三人或第四人，比如冯雪峰或宋庆龄。某些秘密活动，史沫特莱未留下文字记录，其他知情者或当事人没有讲，对我们这些后人而言，成为永远的“不可知”。比如，她与陈赓相识于上海，在陈赓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她也到了陕北后再相会，以至在华北抗日前线，又几次见面时，已是老朋友，而陈赓在上海时是从事中央特科的地下工作，他们之间的联系便难予查考。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为史沫特莱记述抗日战争的《中国在反击》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史沫特莱在中国和孙中山夫人一起为争取民权、争取工人、农民、共产党人的权利而努力，许多年中间，她几乎是上海惟一的一个能听到苏维埃内部情况的人。因此，她才写下了《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这两部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它们在当时被看作几乎是惟一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国外报道。报道里面的材料是由那些被悬赏通缉的人士通常在晚间偷偷地送给他的。她自己也经常身处险境。由于她和中国红军关系密切，所以她一直受到监视，而苏区之行也因此多年未能实现。”
这就是说，即使史沫特莱自己的著作，有些内容她也不便写出，她如果活到现在，肯定会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忆。
例如，据茅盾先生回忆，关于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是史沫特莱先告诉鲁迅，鲁迅又告诉茅盾，并说史沫特莱建议他们发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茅盾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去发。这件事，史沫特莱就没有记下。
又如，一个经历过长征从陕北来到上海的作家，连续几个星期在鲁迅家里向史沫特莱讲述长征的艰难困苦和英勇悲壮，当然都是夜间，史沫特莱作了笔记，但她并没有写出这个作家的姓名。根据史实，可以推断这个作家是冯雪峰。这样的事，不排除冯雪峰当时故隐其名，也不排除史沫特莱多一个心眼，为冯保密，那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啊!
史沫特莱认为，鲁迅的健康受损以至疾病沉疴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忧愤心情和长期伏案疾书的积劳。她写道：“鲁迅的追随者朋辈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如同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因而他病了。有时病重起不了床。”1930年底，史沫特莱去菲律宾修养数周。动身前，鲁迅和三个青年作家去看她，其中一个是柔石。1931年3月她回到上海，她聘用的秘书冯达告诉他，有二十四个(应为二十三名)青年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被捕遇难。这些青年是“2月21日(一说2月7日)夜间被提出牢房，强迫自掘坟墓，遭到杀害，有几个惨被活埋。柔石是被活埋的一个。”
得悉这一恶讯，史沫特莱“急忙赶到鲁迅的家里”，发现鲁迅“面目黝黑，没有梳洗，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
鲁迅把一篇文稿交给史沫特莱，说：“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为英文在国外发表吧!”
史沫特莱了解文章大意后说：“文章如果发表，你会遭到杀害的。”
鲁迅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讲话!”
于是，他们二人当即“拟好了一个就屠杀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声明”。《声明》的语汇、风格和格式，则好像由史沫特莱直接用英文草就。
《声明》显然由史沫特莱发往美国和苏联，先后在美共《新群众》杂志和苏联《世界革命文学》杂志发表。《声明》的发表，在苏联，引起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和法、德、美等国家二十多名作家的联名抗议，在美国，引起五十多名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根据史沫特莱记述，是茅盾帮她翻译了鲁迅的《写于深夜里》和附件——“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和两个上海大学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研究会的学生”写给鲁迅的信：《坐牢略记》的摘录。可是她又说：“鲁迅的《写于深夜里》这篇手稿甚至在国外也未发表过，我一直把它留在我的身边。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下面是她引述的鲁迅《写于深夜里》的两段话：
“在中国的过去，一个死囚临行，照例走完一个过场。准他喊冤枉，让他说无罪，由他骂昏官，听他摆业绩，认他表白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上杀场临行前，观众会喝彩，他勇敢的死讯会传播开去。在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些做法是既野蛮又残酷的，而今我看，过去的统治者们让死囚这样做，是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满有自信和勇气的证据，让死囚开口的做法多少是含有一点仁慈、一点恩惠的。”
“今天，我每天听到一个朋友或一个学生的死并且知道了谁也不知道的死法，我感到比听到他怎么死去更加悲哀。我能想象得到在暗室中被屠夫们杀害的寂寞比当众处死更令人心胆发寒。当我第一次阅读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狱篇的时候，就惊异于书中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我看但丁的设想还是过于仁厚的了。他的设想并没有达到今日极平常的残酷的程度。”
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杀害的二十三名青年作家艺术家中，我们熟知者柔石之外，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同另十八个革命青年男女，高唱着《国际歌》殉难——被活埋、被枪毙，当最后一个人的歌声戛然而止时，刽子手们已是第六次射出排子枪……
如此的残暴和罪恶，怎能不刺痛鲁迅和茅盾的心，又怎能不令史沫特莱怒不可遏、义愤填膺。戈宝权先生将那篇英文《声明》译成中文。仅读译文，也可感怒火熊熊啊!
史沫特莱与丁玲
1984年10月11日，在武汉举行的“史沫特莱在中国”学术讨论会上，丁玲有一个发言。她说：“最近中央组织部对我的历史作了一个决定，其中讲到我想要从南京逃出来，是史沫特莱把这消息告诉鲁迅先生的，要鲁迅帮助。这事我一直不知道，史沫特莱也从未谈起。原来帮助我逃离南京的人中，还有史沫特莱。”
丁玲说，她心里有很多“不朽的人”。史沫特莱便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她“真正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史沫特莱”。
丁玲说，“我从一个简单的家庭走入人民的大队伍中；她呢，到处走，活动在世界的舞台上”。
丁玲说，“人生一辈子很难有几个朋友、知己”，“但我坐在她对面，总觉得她是我们自己人，是亲爱的人”。
丁玲说，史沫特莱，“她是一团火啊”!
史沫特莱比丁玲年长，见识广，经历多，而且，就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情形说，她的思想水平、理论修养，也比丁玲高，最重要的，她有鲜明的爱憎、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社会理想——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此，一踏上中国的大地，进入中国社会，她就能凭她的活动能力，尤其是凭她思想的敏感、政治的嗅觉、目光的犀利，找到自己的朋友、战友、同志。她也同反动官吏、封建大地主及一些自命有学问实则昏噩度日的学者来往，但从她对这类人的记述可知，她对他们的谴责、批判、厌恶和鄙篾，毫不留情。这正应了“人以群分”这一格言。
史沫特莱对丁玲的同情、理解、关爱，并不限于帮助丁玲逃出南京一事。早在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她就成为了丁玲的知己。爱人胡也频惨遭杀害，自己受到特务监视，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是丁玲“最苦闷、最困难的时候”，“寂寞孤独到极点”。正是在这种困难时刻，史沫特莱找丁玲谈话，给丁玲以宽解和慰藉，丁玲也常到史沫特莱住处去倾诉。史沫特莱不仅向国外报道了国民党法西斯龙华监狱惨杀二十多名青年文艺家的罪行，1933年丁玲被捕后，史沫特莱也迅即向国外作了报道。
丁玲说，“上海有‘民权保障同盟’，有宋庆龄、蔡元培等名人。史沫特莱与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了解到不少情况，她马上向国际上报道。我之所以没有被杀害，是因为参加营救的人很有声望，做了很多工作。廖承志被捕后，也是她(他)们营救的，并把他的消息捅到国外去。……另有一个美国记者，办《中国论坛报》，也在报刊上发消息，还有一些外国著名作家也呼吁、抗议。国民党不敢杀我，怕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
因了这些深情厚谊，1936年“西安事变”后，丁玲在陕北见到史沫特莱时，被史沫特莱抱住，在史沫特莱怀里，丁玲“一下就哭了”。
史沫特莱是一团火，也是一块铁。在1935年末，她终于弄请，向国民党特务招供丁玲和潘梓年等三位革命作家的怕死鬼，是她早有“直觉”先已解雇的翻译兼秘书冯达，向她确证这一事实的，是一个曾遭特务逮捕而脱逃的共产党员——“李工程师”。史沫特莱将这一真相载于《中国的战歌》，将叛徒冯达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史沫特莱与林语堂、杨铨和徐志摩
民权保障同盟主席是宋庆龄、副主席是时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该研究院总干事杨铨则为同盟副主席兼总干事和执行委员，鲁迅、林语堂等人担任执行委员。同盟里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史沫特莱，一个是美国青年记者哈罗德·伊沙克。林语堂、史沫特莱和伊沙克负责英文出版和通讯报道。
鲁迅和林语堂的社会观点、文学主张均不同，但在这个同盟里共处着。
杨铨是学者和学术官员，也可谓作家，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第一个中文版，当时便由他译出。
史沫特莱认为杨铨“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组织人才兼行政人才”，“他深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革命影响，留学美国在康乃尔大学攻读，是一个服膺民主、热爱祖国的学者。”史沫特莱说：“我能有一点中国过去社会的历史知识，应该归功于他的指教。”
因此，他视杨铨为“朋友”。
杨铨虽将《大地的女儿》介绍到了中国，并在“文章和讲演中向公众大力推荐”，史沫特莱却并非一味感激，因为她“注意到他的兴趣所在是更多的谈到书中描写的有伤风化、行为荒唐的地方，而少谈这本书的社会教育意义。”
史沫特莱认为林语堂是“一个反复无常、讽刺成性的自由主义学者”。“他在讲演、报告、写作中，主张用法治反对无法无天的专制”，“成为官僚制度的辛辣的批评家”；但“他贪生怕死，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史沫特莱说：“鲁迅指责林语堂的一套理论对青年的影响很坏。因为它引导青年愤世嫉俗、脱离政治、不敢面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斗争。”
如果细分，可以说，史沫特莱真正的同志是鲁迅，但她同林语堂和杨铨也相处得和谐。由此可见史沫特莱的文化教养、政治智慧和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她与不同倾向、不同观点乃至不同党派的人来往，选择的是“可同”之点而不计不同之点。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女性，在错综复杂甚至微妙的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里，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又特立独行，使与之交往的不同关系“单纯化”，这可不是容易事。假如她是一个浅薄的长舌妇，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浅薄之人，有意无意地传闲话、弄是非，她在中国怕是呆不下去还会深陷事端。她能够交游广、朋友多，是因为她既有自己的原则，又能灵活地掌握分寸，而且真诚，这大约就是近年流行的说法——人格魅力吧。
例如，她写道：杨铨“和抒情诗人徐志摩经常陪伴我去听京戏。我们三人总是一起去看朋友、上茶馆、赶庙会，一坐就是半天，天南地北无话不谈。他(杨铨)的谈锋犀利，轻松感人，使我心境开阔难以忘怀。这两位中国朋友放浪形骸，纵谈他们自己和朋辈中间的隐私、风流韵事、悲欢离合，使我吃惊也给予同情。”
但是，说到严肃的事情，史沫特莱就真也严肃起来了。她写道——
“1933年春天，丁玲和另一个作家潘梓年被蓝衣社分子绑到南京。人权同盟总干事杨铨为本案奔走不遗余力，并发表声明呼吁社会公众的声援。几天以后，四个蓝衣社匪徒把杨铨暗杀在中央研究院的台阶前。我们的民权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的打击下一事无成以失败告终。不过，知名的为争民主自由的杨铨的被害，有名的作家丁玲的被捕，已经成为国际争论事件。美国作家、妇女界、知识界人士的纷纷抗议才救了丁玲一命。而杨铨先生则不幸被残害了。”
“抒情诗人徐志摩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爱国学者杨铨先生为争民主自由，英勇成仁。他是惨遭国民党法西斯毒手的第一个民主爱国烈士。死者已矣，而我幸存。有时候我真有踏着别人开拓的足迹而生活战斗、迈步前行之感。”
史沫特莱是这等的情操和襟怀!
史沫特莱与毛泽东
在1937年时，大约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毛泽东写诗，视毛泽东为诗人，外国人更不必说。令人惊奇的是，就在那时，具体讲在1936年末至1937年初，史沫特莱倒听到了毛泽东谈诗并向她吟诵自己的诗。这样，在“共产党领袖”、“理论家”、“思想家”、“军事家”诸称谓之外，史沫特莱又称毛泽东为“诗人”。她写道：“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有的写文章，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章节长篇大论，非常自负。有的作报告引证马恩列斯的话，侈谈三四个钟头，自以为很了不起。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点出毛泽东的文风与洋教条主义者不同，点出毛泽东的诗既有中国古代诗家的风格，又有探索社会改革的清新之气，史沫特莱可谓慧眼识珠。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的窑洞里来，”史沫特莱又写道，“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
史沫特莱到延安第一个晚上先见了朱德，半夜里，又见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向她学过英语，学唱过英文歌，熟了，相互的接触便更富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让我们感受到了毛泽东这个伟人的性情的一面。史沫特莱说，“有时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聚着多名外国记者，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国人请外国友人唱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快事。”
“访问过中国红军回去的记者，”史沫特莱记叙，“个个都有一个共同的观感……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高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给他找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几个月后，这个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
史沫特莱与周立波和舒群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以军事演习“失踪”一名士兵为借口，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开赴华北战场。此时，因从马上摔下背部受伤，史沫特莱正在延安养伤，但急于随军出征。9月，她被送到西安一家教会医院做X光透视诊治，结果是伤处“触及经络尚未骨折，筋痛难受，但无危险。”经医生绑扎并在门板上“躺了三个星期”之后，她和“两个中国记者”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前线。
这两个记者，就是日后成名的中国作家周立波和舒群。
在山西，他们三人，随朱总司令的八路军总部，曾多日辗转于我的家乡临汾、洪洞地域，再后来，又到达晋中的太原和晋北的五台山等地。
史沫特莱行云流水般的日记式作品，甚至记下了我家乡一个村庄的名字，只是将“孙堡”音译成“索埔”。她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日救国决死纵队简写为“敢死队”，这是我父亲所在的队伍。她在山西战地的许多观察和记录，都令我感觉易于理解，熟悉，亲切，当然也在我眼前展现了波澜壮阔的风云画卷。
在《中国的战歌》和《中国在反击》这两部完全纪实的作品中，她让我们看到了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宣传群众、慰问伤兵、鼓舞士气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工农百姓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让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将士英勇善战的胜利，如平型关大捷；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和军阀阎锡山当局的若干黑暗、腐败和丑恶。
因为她是国际友人且是女性，八路军不仅给她一匹马骑，还有一名经过长征的警卫员多方照护。她不否认，周立波和舒群，在艰难转战的日日夜夜里，徒步行走，要比她“苦得多”。往往是在长途行军之后的夜里，他们都要写作。她写她的国际报道，周立波和舒群给延安或上海的报刊撰稿。而这样的时候，她写道，周立波和舒群不仅疲劳已极，而且双双不能走路，因为脚上都打了水泡、血泡。她曾记下，周立波的双脚，“由于长途跋涉而血流不止”，也曾记下由于思念远在日寇统治下的东北的父母，五年不通音信不知死活的父母，舒群多次寝不能安而伤感。
虽然我这个读者觉得史沫特莱的作品给了我们许多知识、启示和感悟，史沫特莱则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写文章的旁观者而已”，“是个讲故事的人，或是一个能描写并没有切身经历过的那种生活的作家”。由于相处久了，她对舒群和周立波这两个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她对舒群略有贬意。她写道：“他(舒群)首先感兴趣的是‘艺术风格’。如果你就某一著作向他请教，他要讲给你的第一条就是那本书的艺术风格如何如何。然后，你才能从他的谈话中窥测出一些有关的内容。不错，立波倒是注意文章的内容的。但目前的生活这样艰苦，他常常因过于疲累而无法利用自己的经验。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得到锻炼而能够适应目前这种艰苦生活的。至于我所能写的东西，”她再次讲到自己，“算不上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本质。它们只是一个观察员的纪录。”
排除其他因素不说，仅从周立波、舒群个人后来的文学成就看，史沫特莱的感觉似有预言的意味。
史沫特莱记下了舒群参与八路军总部敌工部的工作，管理教育被俘的日军官兵等等，也记下了周立波去当美国驻华海军情报武官伊文斯·卡尔逊的翻译。而这个卡尔逊，就是毛主席亲自写信给他，并亲自委派以刘白羽为首的几个人陪同从延安到山西的，史沫特莱有可能见到刘白羽，但无来往，未有记载。战场上，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事可谓多矣。
史沫特莱与萧红
1941年秋，史沫特莱因病到香港治疗，并取道香港返回美国。在此期间，她曾住在香港主教罗伦德·霍尔博士“乡间的家里”，并和萧红在这里“同住了一个时期”。她认为萧红是“在激烈的战争的熔炉里锻炼成长的新中国女性”，其“命运是典型的”。她写道：
“1931年日寇侵略东北，她(萧红)逃离家乡。她不但逃离了敌人的魔掌，而且逃离了富有的双亲为她选择的丈夫的婚事。她刚在九一八事变前到北平，以后流浪到上海、武汉，寄居重庆。她的处女作《生死场》正是鲁迅向中国大众推荐的一本由中国妇女作家写作的最有权威的小说。这以后萧红姑娘写了另外三本书，包括她和我同居香港时写的一部战时小说在内。她同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生活贫困潦倒。这些作家挣的钱，只够维持苦力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萧红也和许多同道一样，得了肺病。我让她进玛丽皇后医院治病，直到香港沦陷以前给她提供经济补助。日寇占领香港后几天她不幸去世，享年二十八岁。”
史沫特莱出钱给萧红治病，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件事?
史沫特莱同萧红相处有日，肯定有不少动人情节，她这一段文字如此简约，无异乎一篇伤怀的悼文。
逝者已矣，她们的患难情谊，我们这些后人只能冥想了。
孟伟哉，当代著名作家、画家。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等职。出版有散文集《人在风云幻化中》、《战地醉雪》，诗集《孟伟哉诗选》，长篇小说《访问失踪者》与《昨天的战争》，中短篇小说集《表姐·逃兵·蹦蹦跳》等著作数百万字，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