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赵树理的乡村民间到莫言的土地民间，探究当代民间文化形态的起伏与变化。

　　关键词：乡村民间  土地民间  民间文化形态

　　作为文学或美学概念，“民间”一词早在古代就已经颇有论及，随后又不断演化。民间文化形态到了当代时期又一次大放光彩。“民间”一词可以拥有多种解释。按照陈思和的观点，我们可以见到清晰的脉络。“民间文化形态，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可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定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

　　在当代这样一个多元的多层面的政治文化发展变革的时期里，民间美学表现在两位作家那里大放异彩。一位是赵树理，始终站在一种土得掉渣的乡村民间的立场；另一位是莫言，在民间理念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活的文化现实面前，最早在小说中体现了诗性民间与审美理念结合的作家。

　　一、赵树理的乡村民间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就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他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逐渐形成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斗转星移，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赵树理真的变成了个陌生人，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赵树理安身立命于民间立场，不仅在当年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使在当下及日后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赵树理做“文摊作家”完全出于自觉，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山西民间社会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传统也应该风云际会获得复兴。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意义的理解，使他能够从民间的立场上，去表达来自民间的声音，并寻求与政治之间的圆通。但他不会不顾民间的真实情形，而依据某种指令去肆意地涂抹“民间”。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原则，“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运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写农民，表现农民的。虽然也表现出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但那是用民间的山泉洗过一遍的生活。

　　赵树理小说的民间立场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上。在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小二黑结婚》写农民的自由恋爱，却先写了一个三仙姑，一个因为爱情得不到满足而装神弄鬼的女巫，接着是农村流氓窃取村政权为非作歹，压制青年农民的自由恋爱……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文化历历在目地展现出来了。同样是写土地改革，别的作家都是按土改政策文件铺展情节，而《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却土头土脑地描述了农民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态和遭遇的尴尬事件，总是盯着这块土地上蠕动着的那些小人小事不放。

　　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从名字到性格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的。像“三仙姑”和“二诸葛”，不过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不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登记》、《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一贯风格和活力，那是因为有“小飞蛾”、“常有理”、“小腿疼”、“吃不饱”等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具有让人忍俊不止的喜剧性的神采和魅力。

　　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文摊作家”在“二为”道路上的困境。1948年创作的《邪不压正》把写作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身上，揭示农村土地改革的复杂性，引起争议。这种争议实质表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的改造，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冲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北京后的情况正如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孙犁所论述的那样“……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青春活泼的丧失意味着民间精神的失落。这位来自农村，立足于农村的作家当面对新的生存境遇的时候，他矛盾了，困惑了。这正是农民的本来立场及文化形态与“时代共名”之间发生摩擦的结果，而且是后者的力量逐渐超过前者的结果。单纯的解读土改政策文件，几乎沦为“先进人物通讯或特写”的小说《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则是见证，它再也不像当年的《小二黑结婚》那样地展示民间文化状态如此深刻，圆润与水到渠成。赵树理所代表的民间立场写作，在四十年代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就是保持了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和完整。

　　也许并不存在纯粹的“民间世界”，也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民间立场”，而民间是在调和了主流意识和民间本色情感的基础上存在的一种和谐，而在五六十年代发生在赵树理身上的则是这种主流意识与民间文化形态冲突、断裂与否定。民间文化形态走入潜流。

　　二、莫言的土地民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启蒙主题与精英话语叙事的独立合法性已经面临难以成立的危境，伴随着早在八十年代前后悄悄兴起的“风俗文化小说”的出现，到了九十年代民间文化形态与审美理念同样伴随着韩少功《文学的“根”》中反复强调“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和“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的宣言中，莫言已经开始了他饱含诗意的大地游行。1986年前后，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相继问世，在一系列小说中，莫言以他特有的原始激情与诗意的灵性演绎的是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

　　在最近两年的一次演讲中，莫言谈到“作为人民的写作”的概念，“不是代表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我想这不是作秀，因为我们闻到了新翻泥土的清新和清爽微甘的高粱地的味道，看到了他敏感深厚的乡村生活体验和对大地母亲的热情皈依。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初刊于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作为讨论的依据，不失是他的一篇民间文化形态叙事的最初典范。《红高粱》历史叙事是抗战故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这类题材并不少见。但是其在多个方面显示其民间立场的特点。

　　1.叙事核心是“民间”的。由原来处在边缘地位的社会生活上升到了中心位置，由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物也上升到了中心位置，原来不堪一击的不值一提的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取代了由冷支队率领的正规的抗日部队。传统的处在主流位置的抗战主题被瓦解。

　　2.用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取代了宏伟的国家历史与严肃的政治命题，对原有的中国历史的权威叙事规则进行了消解。

　　3.红高粱地里孕育的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性格中极力渲染了他的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本身就是对民间文化精神的一种赞颂和褒扬，他不承担五十至七十年代历史小说中出现的草莽英雄所负载的政治标准与主流意识形态，而在余占鳌的身上所表现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任何政治标准加以校正或评判。这样的性格也是民间本色。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戴凤莲，丰腴，健美，泼辣，果敢。与余占鳌高粱地里野合，激情迷荡，表现了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和对崇高人性的皈依。

　　4.“庙堂”的基本道德尺度是“忠”；“江湖”的基本尺度是“义”。“义”是民间的“忠”则是主流的。“忠”表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道德。“义”表达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红高粱》从民间非正统道德那里获得了一次极大的精神解放，以“义”的名义，赋予了余占鳌，杀人越货的合法性，所以杀人有了特殊的理由。反抗不合理的婚姻，追求真正的爱情的起点。所谓的“忠”，就这样被消解了。

　　5.《红高粱》所展现的并非是战争，而是表现作者对民间话语空间的寄托。在这一片“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退化。”类似的感叹表现了作者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的意愿。

　　民间是无法无边、自由自在的生存空间，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统一，是生机盎然、勃发激情的所在，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民间是一个保护生命，孕育伟大生命的地方。民间是一个永远迸射激情和神秘莫测的吸引来者的地方。

　　不管是赞美还是扬弃，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赵树理与莫言是两位皈依民间立场的作家，在不同的美学观念中展开着娇人的奇葩。民间既然已经被唤醒，它本身已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完全被政治所取代。由此延伸着民间与政治的复杂关联。民间文化形态也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而他的美学意义却在日益加强。

　　参考文献：

　　[1]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日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1。

　　[2]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01.04。

　　[3]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  

韩丽梅：河北·沧州师专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