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自从走进我的家庭，不论是对长辈、对邻居、对公对私，她总是以“和”相处，做事老想着对起别人。有时候，我对孩子大发雷霆，她就劝：“为小孩子，别那么当真啦！”有时候父母错怪我，我受不了冤枉气，她便说：“那是老年人，生气中啥用？”许多事由于她劝说，忍一下也就过去了。有一次，三弟两口子和她闹架气疯了，我回到家里非常恼火：我工作在外，作为弟弟和弟媳，太不该如此对待她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决心好好教训一下老三，可是，她却说：“事儿过去了，我不生气了，你也别同他们闹了！”她又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我的妻子啊，你与人为善，我佩服，但你不该这么脆弱，同他们生这么大的气，值得吗？

在农村吃大锅饭的年代，她以羸弱瘦小的身体，支撑着没白没黑的繁重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做饭，干许多家务。我家是稻田区，插秧时间长了，她的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经常发炎化脓，我再三劝她请假歇几天，她却怎么也不肯，她怕队里劳力紧，请假让队长为难。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地里的活儿全是她干，施肥、拔草、喷农药等等，男子汉也怯，可她从没有怨言。只是有时候她对我说：“看人家男人不在外工作的多好，一块干活儿，一块吃饭，一块忙家务……”是啊,这是劳累过度产生的愿望,她期望的是天伦之乐啊!

邻里之间，她一向讲究和睦。

有一次，我的邻居盖新房，木窗户安铁棂时，截钢筋找不到管钳。她知道娘家村里一个钢筋工有管钳，竟然骑着自行车，来回二十多里路,到娘家村里去借，初夏的气温已经二十多度，她带着管钳回来时，热得满头大汗。

2002年春天，她病了，病了三个月一直没吭声，直至难以忍受时，才向我透露，她的病是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太差。我带着她各处寻医，从县到市、从市到省，总是去最权威的医院，找最权威的专家，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去乡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然而全无效果。好，调整方案，去精神病院、心理疗法医院，家里有病人，谁敢不信神？我这个从不信鬼神的人，居然亲自请巫婆神汉。所有招数用尽，病情却丝毫未减，甚至每况愈下，她完全失去了吸收和消化的能力。她越来越瘦，用“骨瘦如柴”作比喻，半点儿也不亏这个词语。西药伤胃，罢，改中药；小针无效，罢，改吊瓶；不能吃东西，罢，喝牛奶。可到后来，中药吃久了，咽不下；吊瓶打长了，硌得受不了；再到后来，就连喝牛奶也难受，而且不消化。

苍天啊，你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弱女子，公道吗？

万恶的疾病，摧残了妻子的身躯和精神，折磨着我破碎的心。堂堂男子汉，我无能为力！我只有一天到晚怨恨那些坐在专家门诊席上的大夫们，他们在高额收取我的挂号费时一点儿不手软，治病时，开始大言不惭，信誓旦旦，到后来却全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人的忍耐力毕竟有限。不说病魔带来的伤害，单就检查和治疗造成的痛苦，都让我这个目睹者心寒。近两年的时间里，妻子咬牙坚持；她渴望生存，热爱自己的生命，她留恋家庭，眷恋我和儿女们。但是，旷日持久的无效治疗，使她终于悲观失望，她不愿再忍受病痛，同时也担心给家庭造成太重的经济负担，她还懊恨：面对忙忙碌碌的丈夫和孩子，自己久卧病床，什么也不能做。她终于想到以死解脱，无论亲人们怎样劝告，她依然义无反顾地走上不归路。有一天母亲来县城，她跟着回了老家，在老家仅住了两天，她便借着初冬的大雾和凌晨未散的夜色，在村头的水塘里投水自尽。那是2003年，她46岁，我敢断言，对于死的方式，她肯定做了长久的思考。现代人的自杀方式，城市多为跳楼，农村多为饮鸩，老李的死，却使许多人百思不解。知妻莫如夫也！妻啊，因为我们说过，县城的房子迟早要卖掉，你不愿死在里面，是怕房子不好出手吧？你知道父母的胆子小，不愿死在老家的屋子里，是担心父母会害怕吧！

妻子啊，我赞美你：和善，与人相让相助；我批评你：坚强不足，不该失去战胜病魔的最后一线希望！

鲁迅说：死，不是死者的痛苦，是生者的痛苦。爱妻啊，你走了，你把无尽的思念留给我，把和善待人的美德留给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