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诗词集再版付梓之际，我已经任职武警西藏总队副政委十年届满。在等待离营的日子里，饱蘸我心血的墨汁，写下我情感的记忆和这份永久的眷恋……

弹指一挥华年短，岁月蹉跎故事长。在藏工作38年，部队就占去了34年。入伍是偶然，退伍是必然。这是我倾注前半生情感，现在就要割离的时刻，它就像用锋利的刀子慢慢地将自己的皮肉与灵魂的剥离。毕竟这身戎装伴随我走过了34个春秋。最难忘记，那嘹亮的军歌、那严整的方队、那校场的拼搏、那执勤的艰辛、那边塞的寒风、那战友的情谊，犹如燃烧的熔炉，淬冶了我的灵魂，点燃了我的华年，成就了我的事业，造就了我的人生。从此，我将告别警营，早晨起床不再听到激越嘹亮的军号；同志相遇没有了庄严的军礼……理智告诉我，军营像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那巨大树冠上无数绿叶中的一片，是叶子总要凋零，这是规律。只有永远泯灭不了的记忆，在辽阔无垠的雪域草原上激荡，让人浮想联翩。

1957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潍县木村公社后北流村(现在撤县改为坊子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中。后北流村南北各有条河，南面是南河，自村西南流向村东，村北边的叫渭河，自西北流向村东，气声河交汇，形成一个大水坝，整个村庄在两条河道包围着的洼地里，四周都是丘陵，出门就看不见村庄。老人们曾讲，我们村地下卧着一条巨龙，头西尾东，驮着村子，永远不会发生水灾。其实是两条大河起到了泄洪作用。我就是喝着南河水长大的。听说我祖上曾经也很荣耀。父亲的曾祖父刘效容曾做过讼师(即律师)，是正气凛然闻名四乡的富绅。解放前夕，一场大火，使家业败落，爷爷被抓到日本做劳工，回来后一身疾病。解放后，划为中农成分。

父亲姐弟三个。我伯父1948年参加革命，西藏和平解放后，抽调到西藏工作。父亲因为读过几年小学，当时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在平度县教学。当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我，跋涉几十公里去看望父亲时，他已经离开学校，到西藏找工作去了。(先在格尔木，后调到自治区组织部工作，1988年底退休。)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在“大跃进”浪潮中参加了修建峡山水库工程。母亲勤奋坚韧、仁慈友善、乐于助人。在修水库中荣获的两公分厚、32开的硬壳笔记本，后来成了我上初中荣耀的“奢侈品”。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食不果腹。母亲把“大食堂”分得的一点粗面窝头省下来给我吃，自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只能靠糠菜团子充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父亲极为节俭，对人慷慨无私，是位刚直硬汉。他省吃俭用邮回来的钱，孝敬了爷爷奶奶。生活的艰辛，使爷爷奶奶1961年前后相继去世。1962年秋，  父亲把我和母亲带到了格尔木，当时父亲在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大修厂当车工。第二年，我上了小学。1965年春，组织上动员家属回乡，母亲是厂家属委员，就带头报了名。

我在本村读完小学、初中，加入了少先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当上了红卫兵。但有两年是 “停课闹革命”，等到1969年“复课闹革命”时，没有课本，印了几本讲义，草草读到1971年底，虽然没学到什么文化，总算混了一张初中毕业证。年仅14岁的我，上不了高中，翌年只好再到西藏找工作。进了工厂，特别珍惜，每天上班早到十分钟。先是干钣金工，后随父亲调到拉萨当汽车修理工，主要镗磨缸。1976年春，部队来征兵，我眼看就要定二级工了，月工资已经56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是否去当兵，我徘徊不定，是父亲做出了坚定的抉择：“年轻人，要有点志向，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后来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父亲的抉择是多么英明。父母高尚的品格奠定了我的人生之路。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结束了，五一节那天，我分到了察隅县中队。刚好遇到自治区公安厅组织的边防分队到中印边境搞侦察，我的请战书被批准，5月21号就出发了。6月7号，不幸在边防线上，被野牦牛柢到了40多米深的悬崖下，颅骨骨折。送到解放军75医院时，已经是第八天了，我才从昏迷中醒来。三个月后出了院，就参加了总队第一期教导队。1977年元月回到中队，当了两个月的副班长，就提了班长，并带领全班到离中队70多公里的下察隅区搞生产。我们14个人种120多亩地，当年打了1．1万斤玉米和1．6万斤稻谷。年底，我当上了县、地区人大代表，还当选为昌都地革委委员(文革的产物)、地区学雷锋标兵、自治区公安战线先进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78年6月，在民警科(后升格支队)组织的比武分队中任射击班长，参加总队首届大比武训练。在昌都地委广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乘着月光练压子弹。右手大拇指在上膛时撞伤，肿得像头大蒜，一直坚持苦练。10月底，比武前夜，又因训练不小心右膝碰伤，肿起了像拳头似的大包，一瘸一拐地坚持比武，我们班取得了精确射击第一名、对抗射击第二名的成绩。1979年底到四川接兵，12月份在训练新兵中，接到了提排长的命令。那时中队干部奇缺，我一年一职，1981年12月就提到了指导员。中队的工作繁杂，教育、管理、训练，都要亲自干。为了填补文化水平的先天不足，我用三年的业余时间自学完了初中到高中的12本数理化自学丛书。1985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警学院，在政治系寒窗苦读了两年。1987年9月，从学院毕业分配到总队司令部，当年10月晋了副营职。9月27日，拉萨发生了第一次分裂骚乱活动，在参加平息骚乱斗争中，我主要在前线指挥部当参谋，传达首长指示，记录战斗要事。1989年拉萨戒严时，与总部范忠伦副司令、李家瑞总队长等在一线指挥部战斗了47个小时，我荣立了三等功。在总队工作了三年半，由直政处副主任晋为主任。

机遇就是领导的器重和组织的选择。1991年6月，在总队组织的“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中，我的一次辅导发言，引起了领导重视，总队党委随即决定让我到阿里地区支队任政委。当时我刚提副团职，准备再干两年就转业。加之阿里海拔4300多米，是生命的禁区，那次赴任是不情愿的。到了阿里，却激发一种精神，一干就是五年，并与领导干部的楷模、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朝夕相处，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特别是阿里离总队1900多公里，在没有正式公路的戈壁滩上，往返一次需要半个月，交通、通信都很困难，许多问题都要靠自己决断，这也是对我最好的历练。

1996年春，传来了到拉萨指挥学校任政委的信息。这对我来讲，也算是喜事，总算离开这“生命禁区”了。告别阿里的前夜，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在这五年中，有多少次惊险的履历：1994年9月，我带潘参谋乘三菱吉普车，一早出发，到近400公里的普兰县中队检查工作，车上还带着普兰中队指导员陈茂春和他来探亲的妻子。走到神山处，小车风扇皮带断了，在那海拔4300多米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滩上，等到半下午，才遇到一辆运焦炭的东风卡车，只好我与陈指导员的妻子先搭车走。刚走了十几公里，到神湖与鬼湖交界的高坡上，汽车的后轮胎因螺丝滑扣被抛出了两公里多去。车是开不走了，只好在野外过夜。这里海拔在4500多米，那漆黑的夜晚，寒风卷着黄沙和雪花，通过门上没有挡风玻璃的驾驶室，打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坚持着、期盼着能有路过车辆来救济。等到第二天十点多，后边的车赶过来时，我们已冻得脸色青紫，欲言无声了。1995年春节前夕，我带参谋侯国义，乘支队的东风卡车到360多公里的札达县中队送年货，返回时，汽车爬到海拔6100多米的老子山顶时，一尺多深的雪完全埋没了路面，汽车陷到了雪坑中，进退两难。这已是半下午了，在这严重缺氧、零下30多度的高山上，绝对没有汽车路过，若不尽快自救，就会冻死在这里。求生的本能给了我们力量。车上仅有一张圆锹，我说，咱们轮流铲雪!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在天黑前铲出了一条退路。等绕道返回支队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就在2001年3月，我带工作组到阿里支队检查工作时，也曾在海拔5300多米的雪原上，小车掉到冰河里呆了21个多小时才被救出来。这样的艰苦经历，在阿里工作过的同志都己司空见惯了。比起那些常年冒着凛冽寒风在哨楼上站岗的卫士，我们仅是一时的；比起过去那些在路上冻掉耳朵和手指，甚至冻坏双脚不得不换上假肢的同志，我们还算幸运的。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这奉献中包含着人生的苦辣酸甜。在这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的高原、人类生命的禁区，其中的苦乐，只有我们亲身在高原体验过的人，才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在部队工作期间，亲友们朝夕牵挂!将要休假，全家老少常徘徊在窗前门外，望眼欲穿!假满归队离别亲人时，看到父母与妻子那暗泣的泪水，我们心如刀绞；听到年幼的孩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喊、追赶，我们心脏紧缩。赡养老人、关爱妻子、教养后代……在我们来说，都溶化在了守疆报国的风雪之中。我们能安心驻守边关，也饱含着亲人们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奉献!

我将要再版的这本诗集就像我军旅生涯的里程碑，每一首诗词都包含着一段故事。它既是我人生的轨迹，也是我思想的闪烁，更是我对祖国、对部队、对战友、又对故乡、对亲友感情的真实独白。

回忆是生命的财富。看着这些诗词，使我由衷感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过多少培养帮助过我的人，让我感动、感激、感恩!那位身体瘦弱、和蔼善良、勤奋敬业、文笔流畅的何建华指导员(后任总队纪检办正团职主任)；信念执着、精明强干、珍惜人才、老骥伏枥志不休的民警科王德惠副政委；品德高尚、才学丰富、理论深厚的总队危海明副政委：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李家瑞总队长、章珠政委、王建平总队长(现任武警部队司令员)以及才华横溢、年富力强的现任总队长郭毅力、汪象华政委等等。还有那些数不胜数的以高山大海般的胸怀接纳我、宽容我、抬爱我、帮助我、支持我的战友们、同事们、父老乡亲们……

西藏——永远难忘的第二故乡，是我生命的海洋，让我魂牵梦绕，难舍难忘。此刻，让我再次由衷地祝福：战友们，健康幸福、事业腾达、扎西德勒!

2010年1月18日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