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敛与狂欢

——评于卓的《首长秘书》

当中国当代文学褪去后现代的躁动，并平稳过渡到二十一世纪后，官场文学异军突起，在静悄悄的当代文坛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官员、官场与附着在官员、官场上的权利角斗成为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热衷表现的题材，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官场小说和官场影视剧作品。其中于卓在近年的官场小说作家中独树一帜，他以擅长运用写实主义手法近身揭露官场权利争夺和利益角斗而著称。进入中年后，以《首长秘书》为标志，于卓的写作风格开始由早期的锋芒毕露，转向沉稳老练，语言也变得更加简洁。笔者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于卓的这部厚重的小说进行一次小小的解剖。

一、内敛：一种温柔的内心声音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曾造就了一大批流传至今的官场小说，如《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进入文本，就不仅仅是对官员工作场、生活场的简单摹写，“官场”在小说中成为自在自足的虚构艺术空间。于卓自己谈道：“在《首长秘书》这部小说里，我有意淡化官场，就是那种用情色、腐败、贪婪堆积出来的概念化官场，只是把官场作为一个官员人性展露的舞台。”这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

《首长秘书》中的官场并不复杂，人物线索简单清晰：副部长苏南、首长秘书温朴、工程一局局长袁坤、二局局长李汉一，东升市副市长王庆河，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利图谱。在这里，笔者想解释一下集中在温朴身上的两个关键词，温和与焦虑——这两个关键词使这部小说具备了一种内敛的叙事情调：

温和——这和温朴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这里所提到的“温和”具有双层意义。一方面，是叙述上的温和，另一方面，则是主人公人性表象的温和。

在叙述的层面，于卓不再精心编织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是将笔墨更多地着力于对人物的品行与心理的开掘，他为主人公温朴安排的生活场景，不再像以往小那样充满了悬念，他的经历也不再曲折离奇，而是一切来得自然，来得顺理成章。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本真摹写表现了于卓对繁复写作方法的厌倦与舍弃，是作家在经历了多年写作历练后的返璞归真。

从温朴的层面来看，这种温和体现为主人公永远四平八稳，不急不躁，不怒不悲，即便在赢巢里偶有的情感宣泄，也并不影响温朴留给读者那种温和与谦恭的印象。他善于以静制动，即使由温秘书变成了温局长，他依旧从容淡定。这种表现在温朴身上的温和与谦恭，至少是表面上的温和与谦恭，是 “首长秘书”最基本的素质。无论在领导面前、在同事面前，还是在朱桃桃、朱团团面前，温朴展示出来的永远是他温和的一面。

焦虑——在赢巢净心宫里温朴与“电子处级干部”的一场猎捕大战，暴露了他温和表象下的一些心理隐秘。在这场近乎歇斯底里的攻击战中，温朴以暴力的手段取得了假想的胜利。弗洛伊德在分析人的精神官能症时，提出了焦虑理论：焦虑作为精神或情绪症状，包含着某种行动的兴奋或发泄，并包含着对已完成动作的知觉，和直接引起的快感或痛感，焦虑是记忆的沉淀物。当温朴尽情体验由于充分发泄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快感的同时，他心灵世界中纠结着的焦虑也暴露无遗。多年以前，为了满足生存的原欲，温朴恶的潜意识曾被瞬间激发，他几乎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师傅老何。在或死或活的简单选择面前，人性中恶的一面得以显现，尽管这只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恶的潜意识，但却成为沉淀在温朴内心中，一种带有痛感的记忆，这种记忆持续转化为他对生存的焦虑，且挥之不去。

在官场中，温朴内心的生存焦虑暂时被工作或生活中的诸多烦恼所掩盖，他也试图用一种温和的表象来极力压制内心的焦虑。在于卓的笔下，这种不易被察觉的焦虑被一个小小的动物象征所取代——蚂蚁。《首长秘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了蚂蚁的意象，温朴的爱人朱桃桃有个喜欢被蚂蚁啃咬的怪癖，温朴在刚刚升任东升工程局副局长后做了一个大战五彩蚁后的怪梦，蚂蚁还被当作调试剂来增添温朴与朱桃桃间的性爱情趣，于卓为何安排蚂蚁的意象，笔者非常感兴趣。蚂蚁这种动物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代表着弱小，它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最弱小的一族；另一方面，蚂蚁又是强大的，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在《首长秘书》中，朱桃桃有喜欢蚂蚁的怪癖，而温朴却天生讨厌蚂蚁。对温朴来说，他讨厌的是蚂蚁的天性，他不想简单地为了生存而活着，但又必须时刻承担着生存的焦虑。这种焦虑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会演化成为对特定事物的恐惧症——恐惧小小的蚂蚁，那场充满魔幻色彩，光怪陆离的大战五彩蚁后的梦境，既可以直接看做是温朴“蚂蚁恐惧症”的表征，也可以看做是温朴和“内我焦虑”，或者说与他内心中隐藏着的希冀、失望、痛苦、残忍、悲悯、善良、怯懦、软弱的一种斗争。在小说的结尾处，于卓安排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一向对蚂蚁怀有恐惧感的温朴，竟然拿蚂蚁和避孕套玩起了游戏，温朴的“蚂蚁恐惧症”不仅消失了，而且通过将蚂蚁装进巨神牌避孕套的小把戏，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快感和乐趣——当温朴的仕途在东升顺利起步后，他暂时战胜了自我的焦虑，并完成了一次对“本我”的艰难超越，但这种超越依然是依附于官场权利之上的有限超越，所以它不是华丽的蜕变，只是又附着上了一层新茧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朴在仕途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他充满焦虑的人性弱点。

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冲动的变化之一，是在抵抗中使冲动不起任何作用，压抑的作用是为了遏制焦虑的出现，是对情感的一种伪装。作为秘书，温朴必须时刻克制和隐藏自己的情感，经常随领导出差在外，他甚至还要学会压抑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性欲，他做梦后的遗精以及朱桃桃的“出轨”，都印证了温朴对原始欲望进行压抑的事实。温朴对自身原欲唯一的一次释放，是在绝望的困境中，要对何师傅下狠手。这种压抑，是官场中人的一种普遍性心理特征。而要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压抑，压抑往往不会带来什么太好的结果，朱桃桃因为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而选择了出轨，孙处长因为权利的争斗而精神分裂，官场生存法则造就了一系列的悲剧命运——“活在官场，本身就是一出悲剧”。

二、狂欢：双声对话中的杂语世界

于卓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高手，他讲的故事，往往有着戏剧般的精准与细致，他甚至在《首长秘书》中幽默地玩了一个“元叙事”的圈套：“恩爱夫妻经不住打击，福气越多的女人越懦弱，温朴想起了作家于卓在一次电视访谈里说过的这句话，心里不由得疙疙瘩瘩，像是正有一群蚂蚁爬过。”

但是在看似较为简单的叙事结构中，奇异地存在着一种“双声对话”的复调性。巴赫金在复调小说理论中，用复调——一种乐曲结构的专用词语，来表述那些在高明的小说中，隐藏着的不会轻易被读者发现的“对话式”结构。《首长秘书》表面上看，没有繁复的叙述手法，叙述简洁有力，少用倒叙和插笔，情节直线推进，这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巴赫金早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了伟大的发现：变奏性和复调。所谓的变奏性是由同一个文本中融合了不同的叙事声音所造成的，是在一个整一性的话语体系内不同叙述声音之间构成了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叙事结构的双声性表现为“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个成分中交锋和交错”。

集中于主人公温朴身上的“温和”与“焦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和情感，本身即构成了一种对话性，但《首长秘书》最大的对话性还来自于悲喜剧的交集与对话：李汉一处心积虑地排挤掉政治对手袁坤后，前途一片光明。而在恢宏大气，甚至有几分奢华的新总局成立大会上，李汉却被突然坍塌的屋顶砸成重伤——喜剧瞬间演变为悲剧；温朴仕途的坦途大道刚刚铺就，朱桃桃却意外身亡，并且还附带着出轨的众多疑点，事业的顺利起步与家庭的分崩离析相互交错，喜剧同样转化为悲剧。官场人物命运的动荡多变，构成了小说中喜剧与悲剧的交集和双声对话。于卓并没有使用大量的铺垫，而是通过“瞬间叙事”来完成的，于卓在作品中写道：“人生某一时的幸，冥冥之中总是与人生某一时的不幸捆绑，这是一种命运的神秘悖论。”

悲剧总是在喜剧大幕刚刚拉开时，不请自来。它强行、蛮横地闯入喜剧世界，打破一切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它的突然降临，不仅改写了小说主人公们的生命轨迹，也让读者错愕不已。在作品中，温朴节节爬升的为官态势，突然被朱桃桃之死所造成的巨大的悲剧氛围所笼罩，这不能不给读者造成一种异样的感受。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对话，强化了悲剧的氛围与意识。这种潜藏在《首长秘书》中的大型的悲喜剧对话结构，既是对温朴看似一帆风顺的官场命运的一种强有力解构，也昭示了生活在官场中的诸多人物命运的不可琢磨与不可把握。

身在官场，人要学会欺骗、学会伪装、学会相互拆台、学会损人利已、学会违背良知，这是所有诸如温朴、袁坤、李汉一、王庆河等人的必然选择，活在官场，就要遵循官场的生存法则，即使迫不得已，也要痛苦的作出抉择，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首长秘书》的叙述还有两个细节引人瞩目：一个是温朴大战五彩蚁后的奇异梦境，梦境里的场景有如现代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的荒诞作品一样，充满了绮丽和怪诞的色彩。在这个梦境里，五颜六色的蚂蚁因为朱桃桃的怪癖而成为“性爱”的象征，五彩蚁后似乎就是朱桃桃的化身。温朴大战五彩蚁后，最后以遗精收尾，至少告诉了我们两层含义：一是温朴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正常的夫妻性生活了；二是他预感到了他和朱桃桃之间出现了感情的裂缝，朱桃桃如一头孤独的双头老鹰，正在盘旋而去。这并不是什么官场得意，情场失意的写照，温朴在爱情上的失落，只是他悲剧性的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身处官场中命里注定的结局。当温朴从朱桃桃的旅行背包里发现了那盒巨神避孕套时，朱桃桃的出轨得到了最终的证实。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或怨恨，他甚至拿避孕套玩起了游戏，毕竟朱桃桃的命运是“人为迷去”，而他自己的命运很有可能是“蚁为食亡”，境遇不一样，但殊途同归。

另一个细节是朱团团为朱桃桃整理仪容，平心而论，这段细致和有几分残忍的描写，会让读者在阅读时感觉不太舒服。朱团团为朱桃桃戴假发的情景，并无太多的美感。这段叙述，使《首长秘书》整体平稳和温和的叙述声调产生了变异，它显得冷峻、残忍，成为这部小说中一场怪诞的狂欢之舞，也许它笔下隐藏着的是朱团团巨大的悲伤，和温朴心头撕裂的伤口；也许它只是于卓伏在案头，四平八稳叙述中的提神之笔。

在于卓的笔下，官场已经慢慢淡化了它的色彩，它也不再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而成了人生存的一个特定环境，其间的人和人性成为作家捕捉的焦点。于卓的《首长秘书》已经使读者窥见了一些人性的真容。这些或者闪光，或者阴暗的人性，是官场的产品，更是普遍人性显现。正如于卓自己所言：“官场中也有人性的光”。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韶刚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吴晓东著，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

[3]《首长秘书》,于卓著，文汇出版社，2009年9月版。

[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巴赫金著，三联出版社，1992年。

陈玉红：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